半岛体育1983年2月,此时的北京城还是天寒地冻。一辆警车停在了一个胡同口,几名干警冲入胡同内的一个小院。在这个院子里,他们抓获了一个名叫李家琪的老头。
这个李家琪,瘸了一条腿,拄着拐杖才能行走,看上去其貌不扬,和胡同里的普通老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李家琪并不普通。他的真实身份潜伏特务,他先后盗取了数十份绝密文件。
李家琪是河北人,1927年出生。他的小学和中学时光都是在北京度过的。16岁那年,李家琪参加了军统旗下的“华北铁血锄奸团”。
军统的这个组织在抗战时主要针对的是华北一带投靠日寇的汉奸。李家琪在这个组织里做过什么不为人所知,不过他在军统内的升迁倒是颇为顺利。19岁就成了军统北平站少校组员,20岁时就成了蒙特别组上校副组长。
李家琪后来进入我解放区刺探情报时被抓获。被捕之后,李家琪对自己杀害革命志士的行为供认不讳,被判无期徒刑送往青海劳动改造。1957年特赦时,李家琪得以恢复自由。被释放的李家琪在大陆已经没有家人,就被组织上安排在青海一个农场工作生活。
李家琪表面上表现得人畜无害,实际上他的内心依旧执迷不悟,还幻想着有朝一日去台湾。之前在监狱的时候,李家琪认识一个叫陈天民的人。此人解放前当过的县长,和李家琪可谓是臭气相投。
不过起初两人只是在一起喝酒聊天,发泄心中的不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举动。
时间来到1979年,这一天陈天民来找李家琪告别,说自己要去香港再去荷兰投奔自己儿子。李家琪听闻此事,便哀求陈天民经过香港的时候,帮自己和情报机构重新接上关系。李家琪详细地告诉了陈天民,军统在香港的联络站和暗语。陈天民也满口答应下来。
陈天民走后,李家琪便开始焦急地等待来自香港的消息,那一段时间对于他来说可谓是度日如年。
就在李家琪快要放弃等待的时候,一封来自香港的信让他的心又活泛起来了。寄信人叫李家宝,而这个李家宝其实是情报机构在香港的代号。李家琪趁着四周没人注意,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信中表面上是一番老友间的嘘寒问暖,实际上对于李家琪的种种指令和安排都是用特制药水写的。
此时李家琪身处青海偏僻的农场,这里哪里能获得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李家琪苦思冥想也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半岛体育
不久之后,李家琪骑马摔断了腿。别人受伤都是比较难过,可李家琪却是表面难受内心狂喜。因为他知道自己离开青海的机会来了。他以去北京找亲戚治疗腿伤为名,和农场请了假,离开了青海。
1979年底,李家琪来到了北京。在北京期间他频繁秘密地和香港的特务机关联系。在北京养了一阵子,他的腿伤好了不少,行动能力更强了一些。于是李家琪又以去广州看病为由,偷偷南下广州。
在广州,他和情报机构接头成功。这时他才知道原先的军统早已改头换面,现在叫什么军情局。但是李家琪才不管军统还是军情局,他接受了新的潜伏任务。
接头的特务给了李家琪两台收录机、密写药水、一本编密码用的书和1000元经费。70年代末80年代初,1000元可谓巨款。李家琪有了这笔钱,便回北京积极展开活动。他用这笔钱时常请人吃饭以此来笼络人心。
不过最初一段时间,李家琪能接触到的人有限,他窃取情报的方式更多是对于公开报纸进行整理和分析,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原来李家琪经人介绍和一个寡妇结婚,而这寡妇的养女仇云妹恰恰是当时农行监察司的一名工作人员。而仇云妹的工作是收发和保管文件,有机会接触到不少保密文件。
李家琪就以继父的身份不断接近仇云妹,经常给她买礼物,买了缝纫机、洗衣机、金项链、港式女装等物品,还不时送钱给仇云妹。正是在李家琪所谓的“金钱攻势”和“亲情攻势”下,仇云妹失去了自己身为党员干部应有的警惕和觉悟,沦为了李家琪的同党。
李家琪通过仇云妹的渠道先后获得了82份,而这些文件都被他通过秘密渠道提交给了敌特。李家琪也凭借这份“功劳”,不断获得所谓嘉奖,还被委任为北京站站长,拿了不少奖金。
他一个在北京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的老人,家里居然有当时非常少见的彩色电视机,还送了一台给仇云妹;两台彩电,这在80年代初毫无疑问是要花一大笔钱。可李家琪在北京就是一个闲散老头,也没什么正经工作,老婆也是普通人,那么买彩电的钱是怎么来的?加上李家琪经常喜欢打听一些和他身份无关的信息,平时出手阔绰,这些反常的情况引起了周围群众的怀疑。
随着李家琪提供情报越来越多,敌人也对他重视起来。多次派人去北京和李家琪接头,而李家琪对外声称这是自己在香港的“外甥”,来北京探望自己。起初周围邻居也没在意,毕竟人在香港有个亲戚也是件很正常的事。可是随着这个“外甥”来的次数一多,邻居们也慢慢发现了不对劲。既然是“外甥”,可他却从来不喊李家琪“舅舅”。
种种细节拼凑起来,邻居们对李家琪身份感到怀疑,于是就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闻讯以后,便对李家琪展开了秘密侦查。很快就查明了李家琪窃取传递情报的犯罪事实。
1983年,警方收网,一举抓获李家琪、仇云妹等人。最后,李家琪被判处无期徒刑,仇云妹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