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社会里，很多人已经有了这样的体感，经济问题不再单纯是经济问题，金融问题也不再单纯是金融问题。目前，国内的各行各业都无时无刻不受到政治和政策因素的影响，而国际上无论是贸易、投资、金融，还是高科技领域，也都与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息息相关。

　　所以，无论你是企业家、管理者、投资者，还是技术专家、工程师、销售经理，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都需要去了解一些和政治有关的背景知识。

　　9月3日，我们邀请了包刚升老师来到香帅读书会，通过直播分享他的书《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我们整理了直播的精华内容，分享给大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比较政治与政治史，著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政治学通识》《民主的逻辑》等。其中，《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获评“《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书”，并于2022年由英国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全球英文版。

　　第一，人类政治演化主要就是两件事情，国家的分化与演化，政体的分化与演化。

　　从国家的角度，我们关注的是历史上那些王国与帝国的不同，城邦国家、一般国家和帝国的差异，以及他们的兴衰演变。从政体演化的角度来看，简单来说，人类从古至今主要就是三种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这三种政体在不同的历史时间线中持续不断地进化演变。300年前，人类依旧生活在君主制社会，然而最近200年，民主制渐渐兴起。我们需要探究的问题就是，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利维坦本意是古代犹太教圣经当中的一种海中巨兽，其力量无比巨大，所以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用利维坦来比喻国家。

　　第三，人类政治的演化总结下来可以概括为四个问题，霍布斯问题、阿克顿问题、洛克问题、托克维尔问题。

　　假设上帝有无数台摄像机，可以把5000年的历史全部记录下来，我们依旧没有办法处理这样海量的信息，如何理解这些历史依旧是我们逃不开的问题。所以，理解人类政治史，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我们的认知框架。刚刚提出的四大问题，就是一个全新的认知框架。

　　霍布斯的基本理论是，因为资源有限，而人的欲望无穷，所以人与人之间必然会爆发冲突，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处于战争状态。只有国家可以解决这样的战争状态，所以国家是提供安全、法律与秩序的一个基本载体。

　　阿克顿是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他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虽然国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国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由于国家会带来问题，需要通过宪法、法律、分权等方式来约束国家。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洛克在著作《政府论》中提到：只有国家权力受到约束，才能保护社会成员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

　　工业革命以后，民主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托克维尔问题，指代的就是工业革命兴起后，大众参与度的上升以及投票权普及的过程，也是现代民主的兴起。

　　无论是个体与个体之间，还是群体与群体之间，发生的互动、博弈和斗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假设中发生的。

　　第一，理性与生存的法则。个体和政治体是理性的，都需要首先追求自己的生存。

　　第三，支配性特征法则。具备比较性优势地位的政治体，如果在竞争中胜出，那么它的政治、经济、军事甚至观念等特征，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影响乃至支配人类的政治领域。

　　所以我们才看到，当帝国强大以后，就开始不断征服更大的区域，而帝国的法则也就成为欧亚大陆上相当大范围内的主流法则。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英国的崛起又让它的制度和规则影响了全球。如今，我们追求现代化，现代化的原型最初就来自英国。这也是目前全球英语是全球第一通用语言的原因。

　　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曾提出一个观点：国家构建的根本动力，不是为人为设计，而是战争。

　　也就是说，国家是在战争中塑造的，正是因为这种不断的军事竞争，无论作为君主，还是统治集团，都需要垄断武力，来发展强有力的军队。而为了发展军队，就需要钱，所以国家还需要建立完善的税收系统。为了能够让税收系统运转起来，国家又需要通过完善的官僚系统去征税。

　　帝国统治的规模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其实是由帝国扩张的动力和阻力的平衡这一条件来决定的。

　　其中，帝国扩张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帝国的组织能力（包括军事能力、政治能力和后勤能力），而阻力则是帝国面临的地理约束条件、技术约束条件以及竞争约束条件。

　　另外，我们一般容易认为，如果一个帝国要兴起，周围的对手越弱则越利于帝国征服扩张。但是，历史的真实情况却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帝国周围的对手都很弱，即便这个帝国战胜了周围所有对手，现实中的军事能力可能依旧不强。一旦进行远距离作战，就会遇到从未见过的强大对手，最终导致无法继续扩张。

　　所以，真实情况很可能是，当一个帝国在兴起过程一旦战胜了非常强大的对手，就会发现在周围很大的范围内，它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因此，面对较强对手的竞争格局，往往更能够帮助帝国后来的大规模扩张。

　　从公元前3000多年到18、19世纪，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君主统治模型的统治之下。在《抵达》这本书中，第二部分就围绕着君主统治模型展开讨论。

　　第一，在君主统治模型下，一个普通人被授予了几乎无限的政治权力，而这将导致一个基本的困境。尽管一个君主可能有很多优点，可能是一个雄才伟略、善于征战的君主，但是在根本上，他依旧也逃不脱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生老病死。在君主统治模型下，把绝对的、不受约束的、甚至掌握生杀予夺权力授予一个普通的肉身，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第二，君主权力带有天然的不稳定性。君主的权力基础在于它的合法性、有效性，以及对政治军事力量的掌控。但问题是，不同的君主在这些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许多君主就无法有效地掌控政治军事力量。

　　由此可以推断，君主统治模型，似乎是人类不得已的一个长期选择。无论是君主自身的风险，君主继承的风险，还是君主控制武力、控制官僚的难题，以及治乱兴衰的周期，其实都内生于君主统治的模型之中。

　　在君主统治模型下，皇帝其实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职业，古代宫廷剧中常常提到的“总有人想害朕”，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从统计数字上看，君主的非正常死亡比例通常会达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如果在王朝走向衰落的时候，这个比例甚至会高达50%。所以，君主面临的政治风险，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

　　很多人都听过奥斯曼帝国，这是一个延续了600余年，长期控制中东北非的广大疆域、甚至控制巴尔干地区的一个大型帝国，其鼎盛时期面积超过500万平方公里。但是，这样庞大的一个帝国也没有办法很好地解决君主继承的难题。

　　最早期的第一阶段，帝国会把各个王子派遣到各地，等老苏丹（君主）去世以后，各个王子之间就开始互相竞争。新君主需要打败其他有实力的王子才能继位。所以，这种模式下，新苏丹往往统治能力很强，如果他恰好比较长寿，那么帝国就会维持长期时间的续稳定。八戒体育app但是，不能忽视的弊端是，这种对于君主职位的竞争很容易导致周期性的内乱。

　　而后，奥斯曼帝国的君主继承制度逐渐演化到了第二阶段，即臭名昭著的杀害兄弟习惯法。当一个君主继位或王储确立以后，苏丹可以合法地杀死自己的所有兄弟或王储的所有兄弟，目的在于避免可能的内乱。但是，这个解决方案也有问题，第一是，这种做法过于残忍；第二是，万一王储尚未成年就夭折了，就会面临继承人的危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奥斯曼帝国的君主继承制就逐渐演化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囚禁继承人制度。帝国把具备潜在继承权的王子及其家人囚禁在一个宫殿里。这个做法固然比上一个做法较为仁慈，也解决了继承人可能不足的问题，但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后续君主大概率上在社会经验、管理能力、军事才能上都缺少很好的历练，于是到了奥斯曼帝国的后期，君主普遍面临着统治能力不足的危机，这也对应着帝国不可避免的衰落过程。

　　此外，君主还始终面临着控制官僚系统和武力系统的难题。从大家熟悉的岳飞故事来说，为什么宋高宗要杀岳飞？背后的本质问题，就是君主如何控制武力系统的两难，一方面君主希望自己拥有强有力的军队与将领，另一方面君主又担忧手握重兵的武将进行反叛的风险。

　　在国内，我们常常把君主制度与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但这其实是两回事。其实，学术界的封建主义包括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封建主义是由苏联教科书体系引入的一个概念，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发展到社会主义和社会，这是五阶段论上的封建主义，是在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阶段。第二种封建主义是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也就是当时封邦建国的一整套制度安排。第三种封建主义是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

　　在《抵达》中，我的整个论述是围绕着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来展开的。在人类近代政治演化的过程中，封建主义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封建主义有很多重要的特征，包括经济上的和政治上。

　　我的整个论述强调的是，封建主义被视为一种君主与贵族之间、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契约。这个契约的核心就是指领主要给附庸提供土地和保护，而附庸要表示效忠，同时要履行他们的军事和财政义务，也就是对领主提供军事和财务上的支持。

　　在这样的结构下，君主和贵族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分享武力资源的结构。如果大贵族联合起来，它们往往可以和君主在武力上相抗衡，基本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结构下，我认为，封建主义下武装的贵族恰恰是后来立宪君主制兴起的关键。

　　封建主义大概从公元七到八世纪开始初步形成，到八、九世纪开始定型，一直延续到近代之前，有上千年的历史，到最后则演化出了两种后续的政治路径，即立宪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

　　在封建主义的条件下，贵族和君主有可能会发生冲突，甚至会在他们之间发生内战。如果贵族胜出，贵族就会想办法让君主签署一个政治协议，作出许多承诺。这种模式就逐渐演化成了立宪君主制，直至后来发展出了议会。这是第一种模式，也就是英国模式。

　　但是，有些国家的君主会比较强，贵族比较弱，君主就会在武力竞争中胜出。这时候，君主就会想办法建立常备军，建立纵向一体化的官僚系统，并且在原本由贵族统治的领地上建立税收系统。这样，就演化成了绝对君主制。这是第二种模式，法国就是这样的模式。

　　显然，正是立宪君主制的兴起，能够逐步地解决洛克问题。而立宪君主制，又是封建主义体制在政治上演化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封建主义，其实是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机会窗口。

　　工业革命对世界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工业革命直接让英国等西欧国家快速兴起。率先发起工业革命的英国，更是率先进入到了一个人类发展的新阶段，也获得了相对处在前工业时代的国家的巨大经济、技术与军事优势。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与技术落差。英国最终不仅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且开始影响世界，变成了当时的“日不落帝国”。

　　在这个问题上，我大致上同意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的观点，也就是英国从1215年《大》到1688年“光荣革命”，产生了政治革命与立体，提供了稳定的产权保护，从而使得工业革命成为可能。

　　在诺思的框架中，正是英国的政治革命才推动了后来的工业革命。我在这个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又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我认为，社会剩余的流向是决定能否出现工业革命和持续增长的关键。

　　一般来说，八戒体育app一个社会想要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就需要不断地有新增投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新增投资都来自于上一期的社会剩余。经济增长，就是不断地将上一期的社会剩余变成下一期的新增投资，这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

　　在君主统治模型下，由于统治者控制着最终的社会剩余索取权，社会剩余就很容易流向非生产性部门，这样，大部分的社会剩余最终会转化成君主的统治租金。现在，我们依旧能看到的那些实际上很是贫穷的古代社会所留下来的恢弘宫殿，就是很好的证据。

　　而一旦变成立宪君主制，国王就不能随意征税或任意剥夺财产，着意味着君主失去的最终的社会剩余索取权，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社会剩余才能留在生产性部门，这些资源就会成为新增投资。这种新增投资的不断累积就能推动工业革命的发生和持续的经济增长。

　　而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英国的经济和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那就是军事能力的巨大突破。这就使得英国在后续的战争上取得了巨大的优势。我做了一个统计，从1816年到1913年的将近一个世纪种，英国几乎赢得了每一场跟其他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争。所以，工业革命又反过来强化了英国政治模式的优势。

　　由此可见，立体之所以最终能够胜出，不是因为它更符合道德或伦理圆转，而是它最终发展出了更强的军事能力与武力优势。

　　政体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权力如何在不同的个体与群体之间进行分享和分配。从古至今，政体模式有很多区别，简单来说有三种主要模式：

　　我对政体问题的理论分析，假定每个政治行为者都是理性的，然后有了这样的推论：不同政治行为者的相对实力，特别是不同个体与群体的暴力潜能与组织动员能力，是不同政体背后的决定性因素。

　　假设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在政治中我们会希望获得两种东西，一种是政治权力，英文叫Power；另一种叫政治权利，英文叫Rights。第一种是我们希望能够控制更多权力、资源与力量，第二种是我们希望本身的基本的权利与自由能够受到充分的保护。既然每个人都抱有相同的期待，这个政治均衡的最后平衡点，一定不取决于人们的政治意愿，而取决于人们的政治博弈。

　　政治博弈的基础就是相对实力。在古代社会，武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谁能够控制更多的武力资源，谁就具备在政治博弈中的绝对优势。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体制的武力基础，就是贵族阶层控制了重装骑兵。

　　在欧洲中世纪后期，民族国家能够兴起，并演化出绝对君主制的原因，主要在于，随着经济的发展，火炮等技术条件的出现，国王可以通过控制更多的经济资源来控制更多的暴力资源，其组织能力也获得了大幅提高。

　　民主制在工业革命之后兴起，也是因为英国立体的成型，已经约束了统治者的专断权力，在这样的条件下，大众开始逐渐参与政治。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大众开始集中出现在工厂、城市等，他们的组织动员能力大大提高了，所以整个社会的政治权力开始逐渐向大众发生了倾斜。

　　工业革命推动了城市化和组织化，以至由此导致了大众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大幅度提高，这才是现代民主兴起的根本逻辑。

　　当我们回头翻看历史，会发现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是常态。一部人类的政治史，就是一部战争史。

　　随着一次次冲突和大战，人类逐渐发明了一整套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安排，特别是在二战之后，这些制度安排包括国际协调机制、联合国、安理会等。所以，今天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如果跟历史上相比，其实已经低了很多。但不能否认的是，国与国可能会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逻辑仍然存在。

　　美国当红的国际政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就时常强调一个观点，就是世界政治依旧处在无政府状态。不同国家之间尽管有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协调机制，但联合国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政府，其决定往往不具备充分的强制力。

　　我最近反复强调的是，到今天为止，世界政治的一个基本趋势变得愈发明显，就是经济和技术的全球融合，跟政治和宗教的全球分裂，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经济上越来越融合，政治上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分裂，两者之间的冲突是目前世界格局一个决定性的力量。实际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也根植于这个根本的结构。

　　这又直接表现为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这是当下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重大问题。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全球化最终能否超越民族国家？还是说，民族国家会继续得到巩固和强化，进而基于民族国家来管控目前全球化的发展？人类到底要走哪一条路？这也是《抵达》最后一节所讨论的重大问题。

　　目前看来，由于经济与技术力量的驱动，全球化可能还会持续推进，但未来的前进路线却是一个未知数。如果未来全球化的推进需要超越民族国家，那么会有哪些可能性呢？

　　第一条可能是康德方案。康德在1795年就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永久和平论》，里面提到人类如果要避免群体和群体、国家和国家之间的重大冲突与战争，需要三个条件：

　　当前欧盟的基本制度框架，就是在康德方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康德方案要求所有的国家都要发展到比较高的政治文明程度，并且所有国家的政体要比较接近或相似，才有可能实现康德方案基础上的永久和平。

　　第二种可能性，我称之为霸权方案。出于谨慎，我在《抵达》中其实没有讨论这种可能的方案。霸权方案，是说由少数国家牵头来创立一个超越国家的全球政治体，或者就是世界政府，然后以某种方式迫使其他民族国家加入其中。当然，今天或未来的霸权方案不太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霸权方案，最后很可能是霸权方案和协商方案的某种组合。这一方案的出现是需要特定条件的。我想，如果人类面临下一场重大的危机，比如人类面临一场极高能量等级的战争或大规模核战的威胁，霸权方案就有可能会作为一种避免共同毁灭的替代性而出现。这当然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想象和推演。

　　总结来说，人类今天面临着很多结构性的难题，包括中美关系等，全部都是全球政治的基本格局所引发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就能够更容易来理解这些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甚至解决这些问题。未来虽然无法准确预判，但我想，人类最终还是需要超越民族国家，这样才能实现线

　　许多人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今天在政治上到底抵达了哪里？历史终结了吗？

　　第二是今天最发达的国家群组。我在书中讨论了，当前人类的经济与技术前沿所正在发生的四大革命，第一是能源和资源革命，第二个是基因和生命革命，第三个是空间革命或宇宙革命，第四个是人工智能革命。我想，对最发达国家的群组来说，这四大革命很可能会打破人类政治过去面对的很多关键约束条件，从而未来会让人类政治演化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当然，即便约束条件改变了，但人类政治演化的很多基本逻辑仍然可能是有效的，比如人性可能就不会有根本的变化，权力的根本特性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还有又许多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比如，不管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何建立一个良善的政治秩序，如何平衡个体权利与群体秩序、个体自由与群体权力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个现实的挑战。这些问题都将是人类作为一个政治物种，未来仍然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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