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这是胡宗宪的招抚计谋取得了成效，但慑于官民对倭寇残忍无道的记忆，谣言还是传开了。

　　朝廷和民间都在说，总督胡宗宪收了汪直几十万两金银，所以不仅放任倭寇上岸，还上奏替汪直求情。

　　胡宗宪确实已经派人将奏疏送往帝都。在里面，他请求嘉靖皇帝免汪直一死，让其充当沿海防卫，平息倭患，将功赎罪。

　　但关于他收受汪直巨额贿赂的谣言传开后，他赶紧派人追回那封奏疏，重新发了一封。

　　在新的奏疏里，胡宗宪措辞严厉，说汪直是帝国东南沿海局势紧张的罪魁祸首，罪不可赦。

　　而人言可畏，不仅是胡宗宪，也是大明王朝所有干事业的英雄，无法挣脱的魔咒。

　　最早，张士诚、方国珍等原本占据江南的抗元力量被朱元璋打败后，残余势力逃亡海上。这些人开始与日本列岛上的浪人和武士相勾结，骚扰山东沿海州县，导致明初海疆不靖。

　　他多次遣使往日本，要求日本南朝征西将军良怀取缔倭寇，却遭到良怀的拒绝。此后倭寇还从山东一路向南，骚扰和掠夺浙江、福建沿海。

　　不仅如此，在与日本的国书往来过程中，由于良怀的言辞不逊，朱元璋感觉受到了冒犯，一度表态要出兵远征日本。

　　但是，鉴于元朝远征日本失败的历史教训，朱元璋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计划，并将日本列入“不征之国”，写进《皇明祖训》中，要求子孙恪守。

　　对于日本而言，朱元璋的绥靖政策助长了他们的肆无忌惮，此后，倭寇侵扰有增无减。

　　无奈之下，朱元璋只能下令加强海防建设，在沿海构筑了75座城池，设置要塞和哨所，部署兵力达到10万左右，对倭寇采取了防御姿态。与此同时，他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

　　直到明朝立国大约25年后，1392年，日本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统一了日本。为了同明朝进行通商，足利义满对倭寇采取了严厉的取缔政策，为祸甚深的倭寇团伙开始走向衰亡。

　　明成祖朱棣上位后，同意与日本确立勘合贸易关系，明确今后只有持有明朝发给的官方凭证（即勘合）的船只，才能得到明朝的承认并进行朝贡贸易。这种贸易关系后来持续了一个半世纪。

　　跟良怀的倨傲不同，足利义满以卑微的姿态取得明朝的认可。而他在与明朝的朝贡贸易中获得丰厚的利润，这支撑了其度过统一日本南北朝后面临的财政危机。所以，取缔倭寇，对于陷入财政困境的足利义满来说，显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在东亚历史学家的论述中，贯穿朱元璋统治时期的倭寇被称为“前期倭寇”，以区别于100多年后的嘉靖时期倭患。

　　从嘉靖在位的16世纪初期开始，倭寇卷土重来，祸害中国东南海疆，这一时期被称为“后期倭寇”，亦称“嘉靖大倭寇”。胡宗宪和他的前任们抗倭的历史，便在此时拉开了序幕。

　　1523年，嘉靖皇帝朱厚熜刚继位两年，三艘来自日本的朝贡船只驶入了宁波港。

　　按照明朝的规定，掌管朝贡贸易的机构是市舶司，全国共设浙江（在宁波）、福建（在泉州）、广东（在广州）三个市舶司，其中负责对日贸易的是浙江市舶司。

　　明朝对朝贡贸易有一系列的程序，简单来说，日本的朝贡船进入宁波港后，入明使者必须交验明朝先前颁发的勘合，经核对无误后，才允许登陆，并被安置在接待站内等待北京的进京许可。获得进京许可后，他们才能带上国书、贡品和货物，在明朝人员的护送下进京。这套流程走下来，日本一趟朝贡贸易经常要花去三四年时间。

　　当时日本幕府已经势衰，与明朝进行勘合贸易的权力掌握在细川和大内两氏手中。两家都不愿放弃勘合贸易的肥肉，于是上演了一场争夺战。

　　就在大内氏派遣的三条船抵达宁波港的几天后，由细川氏派出的一条船也到了宁波。细川氏派出的人员中，有一名副使宋素卿是宁波人，精通明朝内情，一上岸就立即去贿赂市舶司太监赖恩。一番操作之后，细川氏的船虽然比大内氏来得晚，他们持的勘合也是过期的，但还是得到了更好的接待。在宴席上，细川氏的正使鸾冈瑞佐还被安排在大内氏的正使宗设谦道的上座。

　　宗设谦道非常恼火，当即率领部下发动袭击，杀死鸾冈瑞佐等十多人，放火烧掉了细川的船，并追杀宋素卿，从宁波一直追到了绍兴府城。最终还是被宋素卿跑掉了。

　　宗设谦道一行杀红了眼，在折回宁波的路上，随意杀掠中国人，然后夺了明朝的船只，逃回日本。

　　这起由日使争贡事件引发的血案，影响十分恶劣。明朝方面随后处置了赖恩，逮捕了宋素卿。宋素卿被判死刑后，死于狱中。

　　而更深刻的影响是，明朝官民对日本的信任感急剧下降。事件发生几年后，1529年，浙江市舶司被废除。日本与明朝的勘合贸易一度受挫，一些利益受损的日本商人、武士和豪强转而做起了走私贸易，并逐渐演变成海寇。

　　巧合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发现了产量巨大的银矿。原本在贸易链条中对中国毫无吸引力的日本，因此成为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商船趋之若鹜的目的地。当时，700文一等成色的铜钱在明朝可以换一两白银，而在日本，换一两白银仅需同样成色的铜钱250文，中间存在两到三倍的套利空间。而且，中国的丝、绸、棉、瓷等商品转销日本的利润非常大。经济利益驱动中、日两国的走私者，冒死进行交易。

　　在浙江市舶司废除后的10多间，以双屿岛（今属浙江舟山）为重要据点的中日走私贸易圈趋于鼎盛。这个走私贸易圈由海寇、葡萄牙商人、日本商人、中国沿海势家大族及沿海走私商人等多种势力构成，错综复杂，彼此纠缠。

　　在这些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征兆发生之时，日后的抗倭名臣胡宗宪还只是一个在仕途流转中锻炼能力、积累资格的官员。但另一个年长胡宗宪18岁的抗倭名臣朱纨，此时已经被顶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

　　职位是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这是明朝应对东南沿海新形势而设立的职位，朱纨是首任巡抚，掌管两省军务。

　　苏州人朱纨是明朝罕见的贤臣，集清廉能干于一身。据说他是在狱中出生的，八戒体育从小生活贫困，20多岁考中进士后，为官一直颇有口碑。

　　在他负责抗倭之前，以双屿岛为核心的中日走私贸易圈，已经“繁荣发展”了十几二十年。由于有利可图，海寇、走私者与沿海势家大族及其在朝廷中的利益代言人，结成了相对牢靠的利益同盟。只要朝廷有风吹草动，双屿岛的走私团伙总能第一时间获悉，并安全躲避任何一次检查。

　　当时朝廷上围绕着明太祖以来的海禁政策，展开了存与废的争论。利益决定立场，总体上，闽、浙等沿海出身的官员，多主张废除海禁；而未能从海洋贸易中分一杯羹的内陆省份出身的官员，则普遍主张严厉执行海禁政策。但沿海省份出身的朱纨，持方却与那些利益先行者相反。

　　到任后，他坚持正统的立场，采取前所未有的强硬手段，誓要整顿海防，清剿倭寇与通倭奸民。

　　他指派都司卢镗率兵攻克双屿岛，活捉了岛上几乎所有的海盗头目，其中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和葡萄牙人。八戒体育一个叫汪直的人侥幸逃脱，后来去了日本平户。

　　双屿岛被捣毁后，闽浙沿海的势家豪族先不干了。史载，“城中有力之家素得通番之利，一闻剿寇之捷，如失所恃，众口沸腾，危言相恐”。于是朱纨遭到了浙闽籍在朝官员的弹劾。

　　朝廷遂停了朱纨的官职，并派人前往浙江、福建进行调查。朱纨知道消息后，痛哭流涕：“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

　　“纠邪定乱，不负天子。功成身退，不负君子。吉凶祸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国非之。人孰无死，维成吾是。”

　　朱纨自杀半年多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七月，朝廷竟然还下令，要逮捕朱纨至京审讯。

　　朱纨的悲惨结局，使得此后很长时间内帝国官员无人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巨商、豪族勾连在一起，进入了疯狂的收割期，史载，“海寇大作，毒东南者十余年”。

　　当朱纨愤而自杀的时候，38岁的胡宗宪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他刚刚在帝国北疆平息了两起士兵哗变事件，展示了个人的手腕与能力。

　　胡宗宪出身徽州绩溪县龙川胡氏，父亲是当地饱学之士，家境殷实。他的父母从小“鸡娃”，为胡宗宪重金聘请名师，让他接受精良的塾馆教育。胡宗宪也很自觉，“经史过目成诵”，成绩稍有落后，便“终日涕泣不食”。

　　嘉靖十七年（1538年），26岁的胡宗宪中了进士后，步入仕途。当过两地的知县，有口皆碑。史书说他“倜傥不羁，严信赏罚，民咸服之”。

　　不像一般的清流士大夫总是背负着沉重的道德感，胡宗宪没有这方面的压力。他很懂得变通，擅长权术。但他为官有一条准则，就是“敛不及民”。

　　举个例子，明朝规定有官员路过某地，则该地要负责其吃喝拉撒睡，还要出民力供差遣，地方百姓深受其苦。胡宗宪当知县期间做了一项改革，将当地税粮的超额部分储存起来，以备各种迎来送往的开支，从此无需给百姓增加额外的负担，故“民服之”。

　　胡宗宪真正从地方官员转变为帝国边疆大吏，是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出任宣（府）大（同）巡按御史。上任后，他不仅担着风险顺利解决了因兵部尚书兼宣大总督翁万达处置不当引发的士兵哗变事件，还基于现实需要，提出重赏间谍以获得可靠军事情报的主张。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军事理念，日后在抗倭战争中得到了充分而有效的运用。

　　翌年（1553年），倭寇开始深入到浙西抢掠，并蔓延到江苏，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到了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一股72人的倭寇在浙江登陆，自西向东，纵横严州、衢州、饶州、徽州等地，历时80余日，“经行数千里，杀伤几四千人”。

　　根据明朝戏曲理论家、松江华亭（今上海奉贤区柘林镇）人何良俊的记载，这一小股倭寇兜了一圈，来到陪都南京，南京守军与之对战，结果守军死了八九百人，而倭寇“不折一人而去”。

　　倭寇登陆入境的记载，在嘉靖中后期十分常见，而我们看到的是，明朝军队往往“望风奔溃”。同一年，一小股倭寇来到溧水县，溧水县丞赵珠臣直接“弃城走”，任由这群倭寇在城内百姓家吃住了两天后离去。

　　这时候，在东南抗倭的主将，是张经和李天宠。作为东南五省最高军事指挥官，张经总督抗倭事宜，职权极大，而浙江巡抚李天宠配合张经。李天宠知道沿海的士兵不可恃，故请求调任西南五千狼兵入浙。

　　在这期间，李天宠手下参将俞大猷等人曾取得擒杀倭寇300多人的战绩。但随后，李天宠接连遭遇两场败仗，督师浙江的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借机弹劾，称李天宠“嗜酒废事”。朝廷遂罢黜了李天宠。

　　与此同时，张经命卢镗、俞大猷、汤克宽等抗倭名将率军，连同西南狼兵一起，水陆并进，在浙江嘉兴王江泾围剿倭寇。这一仗歼灭倭寇1900多人，是东南抗倭以来的最大胜利。

　　嘉靖看到弹劾张经、李天宠的奏疏，大怒，下诏逮捕二人下狱。没多久，接到了王江泾大捷的奏报，嘉靖问严嵩怎么回事儿，不是说张经“畏贼失机”吗，怎么还打了胜仗了？

　　原来，人事的背后是政治斗争。赵文华是内阁首辅严嵩的马仔，张经、李天宠为人正直，不肯屈服于赵。赵遂寻找机会，陷害二人。这才发生了颠倒黑白的一幕——就在王江泾大捷的五个月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张经、李天宠遭斩首，同日被冤杀的还有敢于直言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国家一日杀了三名贤臣，“天下冤之”。

　　李天宠被杀后，赵文华便上奏朝廷举荐胡宗宪担任浙江巡抚。而在张经之后，东南五省总督的两任继任者也先后遭到赵文华弹劾，最终以胡宗宪代之。

　　此后，一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底，胡宗宪除总督一职之外，同时兼任浙江巡抚，在职长达六年。史载胡宗宪“多权术，喜功名”，幸运的是，历史还真给了他表现的机会。

　　跟张经等人的正直与风骨不同，胡宗宪很识时务。当初一到浙江，就通过献金融入了赵文华及严氏父子的政治圈子，从而迎来了个人仕途的快速升迁。

　　不仅如此，他还拼命讨皇帝的欢心。嘉靖崇尚道教，喜欢青词与祥瑞，这在当时几乎人所周知。胡宗宪投其所好，曾向皇帝进献白龟、白鹿、五色灵芝等象征祥瑞之物。寻找这些稀罕之物，恐怕费了他不少心思。他的幕府中网罗了徐渭、唐顺之、田汝成等当世大才子，主要目的就是为皇帝撰写青词，以及报捷献瑞时揣测帝意、写表献文。

　　这些做法，成了严党倒台后胡宗宪遭清算的原因，也是他在后世口碑不算好的根源。

　　但公平地说，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皇帝和他的代理人是一体的。当嘉靖皇帝20年信任“驭君有术”的严嵩，任由其把持朝政，一个官员想要晋升，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势必要采取讨好其代理人的姿态。否则，要么没命，要么没机会出头，胡宗宪的前任们就是活生生的案例。

　　所以，在一个所谓奸臣当道的时代，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于上位者的道德，而在于上位者的作为——他用不道德的手段上位后，究竟想干嘛，究竟干了什么。

　　成为东南抗倭的一把手，胡宗宪首先在倭患最严重的台州、温州和宁波等地考察。他发现各地武备松弛，“闻警辄逃，全不足恃，以致群盗鼓行而入，攻毁县治，若蹈无人境耳”。而入境倭寇不仅皆提倭刀，勇猛善战，而且“进退纵横，皆按兵法”，一看就是训练有素，这幕后一定有组织者。

　　经过衡量双方战斗力，胡宗宪认为要消灭倭寇和海盗并不现实，遂定下了诱降为主、剿抚并举的策略，即“攻谋为上，角力为下”。

　　正如朱纨当年的发现一样，倭寇的最大头目其实都是中国海盗。李光头、许栋被朱纨杀死后，新一代的倭寇头目长成。此人，正是从双屿岛逃脱的汪直。

　　汪直是徽州盐商出身，后来为日本人当牙侩（经纪人）。由于从事海上走私风险大，为了家属的安全，他隐瞒真姓，自称“王直”。

　　朱纨自杀那一年，蒙古俺答汗兵临北京，明朝出现了北虏南倭的双重危机。朝廷的选择很明确，防务重心立马转向了北方，而对于东部沿海的倭寇，则采取了“以寇制寇”的绥靖策略。由于汪直的性格比较内敛谨慎，不像其他海寇头目那么跋扈，因此逐渐取得官府的信任，加上浙江地方豪强的帮助，数年间便吞并整合了卢七、沈九、陈思泮等海寇势力。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名将俞大猷等统兵进击汪直驻扎的烈港（在舟山市定海区金塘岛西北隅），最后被其突围，遁逃至日本平户。此后，以汪直为首的海寇势力凭据日本平户为基地，连年勾结倭寇，劫掠中国滨海。最鼎盛时，汪直拥众十万余，大小船只无数，自称“徽王”。过往的船只，都要打着“五峰”（汪直，号五峰）旗号方能通行。

　　他与汪直是徽州老乡，利用这层关系，他将被关在金华监狱中的汪直母亲、妻子释放，为她们提供衣服、食物和住所。随后，他派遣蒋洲、陈可愿出使日本。在汪直的养子汪滶（原名毛海峰）的引荐下，两人在日本见到了汪直。蒋洲把胡宗宪善待汪直母亲、妻子的做法告诉汪直，并劝说汪直立功自赎，归顺朝廷。汪直听完，有些心动，但他说日本现在割据政权林立，他需要时间逐个去宣谕禁止倭寇。

　　胡宗宪重赏了汪滶。汪滶随即将另一名倭寇头目徐海打算入侵的消息，告诉了胡宗宪。

　　徐海也是徽州人，原为汪直旧部，后独立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海寇队伍，势力仅次于汪直。他曾多次率领倭寇入寇长三角。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四月，徐海果然率陈东、叶明和辛五郎等日本大隅、萨摩两岛的倭寇进犯浙江沿海。倭寇人数达万余人，来势凶猛。胡宗宪一开始主张武力抗衡，但展开激战后发现倭寇实力强劲，于是转而采取离间计。他派人拿着汪滶的劝降书去招抚徐海，同时挑拨离间另外两名倭寇头目陈东、叶明与徐海的关系。

　　徐海听到汪直已投降、陈东又反叛他的消息后，大惊失色。不久，他以弟弟徐洪为人质，并抓了叶明和陈东献给胡宗宪。为了表示归顺的诚意，他后来又亲自带领数百名倭寇，至平湖城（今浙江嘉兴平湖）请降。

　　经过谈判，徐海被安排驻军于平湖城外的东沈庄。与此同时，胡宗宪悄悄释放了陈东和叶明，写信命他们驻在西沈庄，伺机进攻徐海，立功自赎。胡宗宪又故意将书信内容泄露给徐海。

　　至此，离间之计已成，两伙人隔河相望，互相猜忌，指责对方，随后展开火拼。第二天，早已布置好的明朝官兵才出场收拾残局，包围了这两支互相残杀的倭寇。

　　没有退路的徐海，最后投水自杀。徐洪、陈东、叶明、辛五郎等人，则被活捉，押送京师。其余逃往舟山的倭寇残余力量，遭到俞大猷的阻击。在这之后，两浙地区的倭患逐渐平息下来。

　　注重军事谋略的胡宗宪，其实也不怕死战。在他领导抗倭战争的七八年间，“大小数十百战”，而他自己坚持抵在第一线，“自临阵，戎服立矢石间督战”。

　　有一年，由于倭寇入侵，乡村民众坚壁清野，明军所至之处往往缺乏饮食。胡宗宪率军四处觅食，来到了一个小道观。道士听说胡宗宪是来抗倭的，连忙拿出仅有的一点食物招待他。恰在此时，他培养的间谍回来报告倭寇内情。

　　正是受胡宗宪的诚意感召，当时东南地区一批文韬武略的能人都云集在他的麾下。人称 “俞龙戚虎” 的帝国两大抗倭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曾在胡宗宪的手下联手抗倭，大展身手。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戚继光调往浙江抗倭的第二年，胡宗宪就推荐他任参将，镇守倭患最烈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将他放在抗倭第一线岁。

　　胡宗宪大力支持戚继光训练浙兵，实现其以“浙人守浙土”的主张。大约两三年后，胡宗宪听说义乌的乡民在与处州（今浙江丽水）的矿工争夺采矿权的械斗中取得大胜，认为义乌民凶悍可用，于是命令戚继光裁汰老弱残兵，去义乌招募三千兵丁。不久，戚继光创立战斗阵法“鸳鸯阵”，胡宗宪观摩后高兴地说：“得之矣，自后义乌兵遂以劲名天下。”这就是后来威震帝国的戚家军。

　　徐海集团被剿灭一年后，嘉靖三十六（1557年）八月，被汪直留作人质的蒋洲从日本回到了浙江。这意味着胡宗宪招抚汪直的计划有了新进展。但俞大猷对招抚汪直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虽然胡宗宪此时仍容许不同意见存在，但后来到了紧要关头，二人的矛盾便凸显了。

　　三个月后，汪直亲自率领日本的领主特使40余人，以及3000名全副武装的倭寇，登陆浙江岑港（位于舟山）。他的养子汪滶上岸，负责与胡宗宪交涉受抚事宜。

　　汪直率领倭寇抵达浙江的消息传开后，沿海官民惊慌失措，都担心汪直集团随时激变，连北京也是“朝议哄然，谓（胡）宗宪且酿东南大祸”。

　　为了让汪直尽快归顺，胡宗宪又使出了他十分擅长的权谋。他故意将放在案头，随后出去饮酒，大醉后邀请汪滶入内密谈。没一会儿，因为酒劲太大，胡宗宪已经熟睡打鼾了。汪滶很容易就趁机看到了总督大人的，这些文件包含了胡宗宪本人起草的请求朝廷宽恕汪直的奏疏，以及被胡宗宪扣留下来的手下将领的请战书。汪滶连夜抄录后假睡，次日一早就起身告辞，把情报报告给了汪直。

　　汪直由此感受到胡宗宪的诚意，放下了戒备，仅带领数名亲信进入浙直总督府拜谒胡宗宪。这时候的胡宗宪确实真心想招抚汪直，于是对汪直承诺将开放海禁，并说服汪直去拜访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

　　此时，外面已经流言四起，朝廷和民间都在说，总督胡宗宪收了汪直几十万两金银，所以放任倭寇上岸。胡宗宪一惊，生怕自己难以洗刷清白，赶紧派人追回了他此前奏请朝廷宽恕汪直的奏疏，改发了另一封要求严惩汪直的奏疏。

　　汪直被捕的消息传回岑港，汪滶大怒，将胡宗宪派去的人质、通事夏正肢解了。随后阻断岑港，占据舟山，向明军发起进攻。

　　胡宗宪派俞大猷和戚继光合兵一处，将汪滶包围，四面攻打。由于岑港地势较高，俞、戚采取仰攻姿势，打得颇为艰难，将士死伤惨重，仍未能攻下岑港。此战打到第二年，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才在俞龙戚虎的猛烈夹攻下逃离岑港。

　　眼看倭寇往南逃窜到闽、粤一带，俞大猷主张乘胜追击，而胡宗宪认为此轮强攻已经损失太大，故不督兵追击。这时，福建籍御史李瑚上疏弹劾胡宗宪，指责其放纵海寇酿成祸端。因为俞大猷和李瑚都是福建人，胡宗宪据此怀疑这起针对自己的弹劾是俞、李二人共谋，遂先下手为强，把责任全部推给俞大猷。他指控俞大猷违抗军令，纵容倭寇逃窜。俞大猷被逮捕下诏狱。后来，俞大猷的好友、锦衣卫首领陆炳贿赂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俞大猷才被释放，到了大同巡抚李文进手下立功赎罪。

　　胡宗宪为了自保，污蔑俞大猷导致其下狱，这再次证明胡宗宪是能臣，但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完人，他在道德上有不少饱受争议的污点。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汪直被拉到杭州的一个港口处死。同年，在东北，一个叫努尔哈赤的人降生了；在欧洲，伊丽莎白一世加冕为英国女王，因为纵容和扶持海盗集团的扩张，她后来被称为“海盗女王”。

　　而胡宗宪将迎来个人仕途的顶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一年后，又被晋加少保之衔，并节制江西等七省总兵，权势盛极一时。

　　凭借抗倭军功而平步青云的胡宗宪，此时并未意识到高处不胜寒。但史书说，胡宗宪握权太重，故“才得展而祸机亦萌矣”。

　　胡宗宪晋封少保仅仅一年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大明内阁首辅之争进入最后的阶段：隐忍多年的徐阶将山东道士蓝道行介绍给嘉靖，蓝道行在为皇帝扶乩时看到严嵩进来，遂以附体之神灵称“今日有奸臣奏事”。早已厌烦了严嵩的嘉靖一听，怒上心头，将年迈的严嵩罢官，并逮捕其子严世蕃。

　　受严氏父子倒台的牵连，朝廷言官以贪污军饷、党庇严嵩等十大罪名弹劾胡宗宪。胡宗宪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

　　这时，真正的权术大BOSS嘉靖皇帝却突然降旨说，胡宗宪不是严嵩一党，这来，都是朕在提拔他。朕当初因胡宗宪捕获汪直而封赏他，现在如果加罪，今后谁为我做事呢？让他回籍闲住就好了。

　　胡宗宪回徽州老家闲住了快两年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帝国政争再次波及到他。这一年，严世蕃被告勾结倭寇图谋叛逆，遭斩首。严氏父子及其主要幕僚均被抄家。

　　在查抄严世蕃的幕僚罗龙文的家产时，御史发现了一封胡宗宪被弹劾后自拟的圣旨。严嵩当权时，严世蕃长期非法值宿内阁，并代其父撰写圣旨草稿，这在当时的帝国政界人所共知。所以胡宗宪私下草拟了圣旨，托罗龙文转交严世蕃，希望后者利用其权力，使自己免于被弹劾。罗龙文还未来得及将这封圣旨交给严世蕃，严氏父子已经倒台。这封未被及时销毁、一直藏在罗家的圣旨，就这样给了做事向来不拘泥规矩的胡宗宪致命一击。

　　“妄撰圣旨”这种事被公开出来，八戒体育历史上还没有哪个皇帝能忍得了。于是，54岁的胡宗宪再次被押至北京。

　　在狱中，胡宗宪递上《辩诬疏》，结果石沉大海，没有回响。他自知这次难免一死，写下绝命诗后自杀：

　　当时人都传说，胡宗宪贪污了巨额军饷，家里有金山银山，但据明朝官员萧彦后来回忆，胡宗宪死时，“其家也几乎壁立”。

　　可这并不能阻止严党的对手、新任内阁首辅徐阶将那些莫须有的针对胡宗宪的指控，写到了朝廷实录里面。可怜一代封疆大吏，至死都背负着罪名和骂名。

　　就在胡宗宪被罢官革职之后，戚继光还在继续追剿南下闽粤的倭寇，最终完成了胡宗宪未竟的抗倭事业。到胡宗宪自杀之时，骚扰帝国长达三四十年的“嘉靖大倭寇”终于平息了。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说，此后，东南数百年免倭患，皆胡宗宪再造之功也。

　　遭遇两极化的评价，胡宗宪生前死后皆如此。这也是混乱年代，任何一个希望有作为的官员需要面对的两难处境：是像张经、杨继盛一样，不惜以生命献祭，对抗权臣；还是像胡宗宪一样，趟入浑水，委曲求全，赢得做事的空间？

　　或许，这两种人都是国家需要的栋梁，所以，我们才有彪炳千秋的道德脊梁，也有支撑危局、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干家。

　　随着时间推移，死去的胡宗宪慢慢获得了同情之理解。杭州和嘉兴人为了纪念这名抗倭英雄，为他修了祠堂。明末史学家何乔远也说，世人骂胡宗宪“内结严嵩，外比赵文华以自固”，殊不知他死了那么多年，浙江人还是忘不了他的功业。“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道在委蛇矣”，何乔远说。胡宗宪讨好严党，不是为了鱼肉百姓，而是为了建立功业。明白这一点，他的虚与委蛇和一腔苦衷就值得尊敬。

　　1567年，嘉靖驾崩后，他的儿子隆庆皇帝继位。根据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奏章，隆庆放弃了明朝开国以来实行了200年的海禁政策，开始准许民众到海外进行贸易。虽然由于倭人入寇的惨痛记忆，日本仍在禁止之列，但胡宗宪以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思想，终于有了正面的回响。

　　1596年，胡宗宪死后31年，御史朱凤翔将他与于谦并列为明代“功勋最著者二臣”，请万历皇帝予以表彰。万历采纳了这一建议，追赐胡宗宪以“襄懋”的谥号。

　　时至今日，我们记住了抗倭民族英雄俞大猷和戚继光，但也请记住他们的上司胡宗宪，尽管他并不完美。而正是他的道德瑕疵，让我们时刻警惕：

　　历史中每一个干大事的人都活得很不容易，我们要指摘的是那个时代，而不是在时代中浮沉的人。

　　童杰：《“嘉靖大倭寇”成因新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

　　[日]山根幸夫著，邱明译：《明代倭寇问题研究》，《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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