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体育养老，事关每一个人。这一问题也一直是市政协关注的热点领域。2015年，市政协重点检查督促办理提案中，推进本市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发展名列其中；2015年市政协各专委会重点调研和协商中，有关于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的提案办理协商；2015年评选出的十大最具影响力提案中，有推动北京养老服务体系社会化进程的提案。

　　在即将召开的市政协全会上，养老话题热度依然很高，有的委员呼吁推出养老托幼“邻居计划”，让老人享快乐养老，有的呼吁摸底数建立全市家庭数据库，为更好制定养老等民生政策提供支持，有的呼吁康复治疗应纳入医保支付范畴，医养结合应延伸到家庭病房……民生关切，委员一直在关注。

　　鲁薇建议结合全面二孩政策布局养老托幼“邻居计划”，让老人快乐养老。鲁薇说，到2020年北京市老年人口将超过400万，具有高龄化、失能化和空巢化特点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巨大，而2016年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依法正式实施后将遭遇生育高峰，但目前北京市的托幼服务特别是3岁以下婴幼儿托儿服务存在空白地带，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市场秩序的混乱等导致“生了谁来带”和“生了怎么养”问题凸显，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妇女绿皮书》显示：有九成的北京家长认为“有必要发展”托儿所。

　　鲁薇委员认为，按照规划，北京市新老社区都需要配建社区养老服务用房，那么提升这些房屋设施的利用效率和提倡快乐养老服务，应当在建设新社区和改造旧社区过程中推广“养老设施和托幼机构邻居计划”。

　　将养老设施和托幼设施相结合成立老小看护一体化机构，既给老人带来活力和被需要感，也发挥老人的余热给孩子更多关爱。

　　养老机构与托幼机构的邻居固定互访模式，老人定时去托幼机构和孩子们共处，以照顾老人和孩子们各自的生活习惯和作息时间等

　　新建小区一般老年人比例相对较低、婴幼儿比重相对较高，可以参考德国的“隔代人日托所”模式，提高设施和场地的利用效率；老旧小区的老年人比重更高，在改造过程中可参考类似日本的“邻居固定互访模式”。并且，针对老幼的设施可以与社区图书馆、社区艺术中心等结合在一起，促进社区老中青结合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

　　鲁薇还建议鼓励互联网+企业进入这一领域，开展智慧社区特别是社区公共服务的“智慧化”建设，搭建各种社会服务资源到家或者到社区服务的平台，并且建立透明的价格体系和完整的评价体系，让工作中的子女对于养老、父母对于托幼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充分知情，让老人们可以通过“智慧社区”更便利地使用不同资源。

　　建立与完善生育支持、婴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和老年人健康等相结合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既是北京市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突破口，而有机结合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和托幼服务就是这一支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薇建议，在政府指导和社区支持下，建立与完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鼓励和帮助年轻人从成立家庭起就为家庭的发展和家庭成员的未来做出理性预备，通过扩大社区养老和托幼公共服务的覆盖面、提升其质量，通过各种社区组织的家庭音乐会、家庭图书交流会等形式，促进家庭这一最小社会单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朱良认为，包括养老政策在内，北京市很多涉及民生的政策往往需要与家庭挂钩，可是目前很多政策无法以家庭为单位去设计，各主管部门给出的理由大体相似，就是不掌握动态的实时婚姻家庭数据。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在数据管理上各单位按照自己管理职责和权限的需要建立数据库，例如民政局有办理结婚、离婚登记的责权，应该会建立相关数据库，但公安局给一对夫妻迁入户口与民政局无关，法院判决离婚也与民政局无关，而民政局也没有责权建立完整的全市居民婚姻数据库。在数据使用上，目前没有明确法规让各部门互相调用数据。也就是说，哪个机关也没办法建立起完整的、可按身份证号检索的婚姻家庭数据库，更不用说进行动态实时更新了。

　　朱良建议，政府制定专项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建立起全市统一的婚姻家庭数据库，并制定《北京市婚姻家庭数据库管理办法》文件，对数据库的数据来源、主管责任、动态维护更新分工、数据使用权限、安全防护等作出明确规定。为安全和方便起见，婚姻家庭数据库可以由市公安局管理，与身份证、户籍等数据库相关联。民政、卫生、医院管理、出入境等行政部门和法院等有关单位分别负责各自所掌握数据的整理、核对、上传、更新等工作。

　　各部门制定涉及民生的各项政策时，可以使用婚姻数据库作为家庭的判别依据。而当很多政策以家庭为单位能得到优惠时，群众就有动力及时将自己的婚姻情况纳入数据库，这样一些复杂难题可以通过当事人自行申报、举证得到解决。至于很多人担心的公民隐私权问题，朱良认为，这个数据库是政府内部管理用的，可以由公安机关管理，纳入保密体系，而且这个数据库只采集国家机关已经记录在案的数据，仅仅是把分散在各部门的数据汇集在一起，不增加对公民隐私的收集。

　　马春玲委员则把视线放在了康复治疗上。她说，在医学护理界，很多病人特别是老年人病愈出院后仍需要得到“延续护理”，2014年北京市医管局公布的《出院患者延续护理需求调查报告》显示，有68.24%的出院患者存在至少一项延续护理需求,但现实是很多患者因为出院后缺乏专业护理，严重影响了康复及预后效果。

　　马春玲说，能查到的公开数据是中国康复医学会2009年的全国调查，全国康复治疗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过1.4万人，平均1人/10万人口；而国际物理医学和康复联盟统计数据表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康复治疗师人数一般为30人至70人。根据北京市“十二五”卫生规划，全市每千人口要达到0.5张康复或者护理床位，但全市全部的康复床位不足2000张。按照2000万人口算的话，缺口超过八成。

　　另外，康复治疗师严重匮乏，缺口也达80%，引进康复师非常困难。目前公众并不了解康复治疗，康复师容易被和按摩的师傅混为一谈，社会地位有待加强。在卫生系统中，康复科室也是不太受重视的科室，康复类医保支付严重缺失，目前社保只支付9类康复治疗项目，如运动疗法、神经性疾病康复、功能性障碍等，覆盖率偏低。而且即使在这9类医保支付项目中，仍然存在诸多严格限制，如每天不能超过多少次、总共不能超过多少次、康复时间不能超过多少日等半岛体育，市场上也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康复治疗的商业保险半岛体育。

　　马春玲认为，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北京市老龄人口的医疗需求会加速增长，对康复医疗服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从体系层面合理规划资源分配。中国康复事业落后了西方社会几十年，现阶段还是要多努力向世界学习，康复行业的建设与投入，资金大、投期长，政府须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加快康复医院建设，还应尽快将康复治疗纳入基本医疗支付的范畴。

　　时念洋委员认为，医养结合不仅仅是医疗机构和养老院的结合，而是医疗卫生资源如何与养老机构、社区和居民家庭等养老资源相互整合、相互促进，以满足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的医疗需求，从而提升养老的整体服务水平。

　　时念洋认为，“医养结合”作为一种集“养、医、护”三位为一体的养老模式，在北京市实践推行中，主要存在3大问题：一是养老机构医保结算难，致使许多患病老人把医院当成养老院，成了“常住户”，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紧张，使真正需要住院的人住不进来；二是硬件及制度建设上严重不足，老人对养老机构有养有医、家庭病床、上门诊疗等“助医”有迫切的需求，但现实中供给不足；三是老年医护专业人才短缺。

　　时念洋建议，将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对符合条件的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要优先纳入城乡医保定点范围，这里包括养老院、社区卫生站、老年康复中心、签约的家庭病房及相关的诊所、卫生室、医务室等。研究和实施“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养老资源与医疗、护理资源的整合。医院也可以根据自身能力及当地需求，设置部分养老、康复床位，实现医养融合。

　　建立“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绿色通道，推进综合性医院与老年病医院半岛体育、护理院（站）、老年康复机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等之间的转诊与合作，同时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面建立家庭医生签约制度，为老年居民提供连续、综合、个性化的医疗护理服务。

　　关键词：北京两会北京市政协政协委员养老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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