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体育这是一个多变的时代，在这个大背景下一批老科技工作者的探索以及选择给我们以启发。他们的生命富有激情，富有智慧，也更富有价值。他们就是中国科学院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的成员们。20年前，这些志同道合的离退休的科技工作者和干部，在艰苦的条件下，以令人赞羡的勇气和热情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老科技工作者协会。20年后，他们凝聚了3000名优秀的老科技工作者，为我国的科技事业创造着新的辉煌。有多少赞美老人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除了赞美之外，其实对这样一个群体和组织的描述还有对时下社会的更深意义。
1987年，时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王维章先生和中国科学院教育局局长任知恕先生就要离休了，这一天，他们几个局级干部同坐一辆车去当时位于文津街的院部上班，谈起即将到来的离休后的生活，几个人都有着共同感受：我们还有使不完的劲，一定要做点什么。
现在已经95岁的王维章老人那一年73岁，而任知恕先生那年63岁，回忆那一幕往事，两位发起者依然思路清晰。很快，1987年秋天的时候，他们就召集起一些志同道合的老同志商议此事，目的非常明确：为国家多作贡献。当时正有前一年离退休的中科院的老同志在帮助海淀区科协做咨询建议工作，海淀区希望能够把辖区的科研力量凝聚在一起。几方面的力量汇合，可谓恰逢时机，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当时的副院长孙鸿烈、党组副书记余志华等人看了任知恕拟就的章程。1988年2月13号，就在中关村记者今日的采访地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成立大会时参会人员并不很多，只有30余人，但是规格却很高，他们决定请一名科学家担任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谈缟生担任名誉理事长，时任化学所所长的胡亚东先生欣然出任第一任理事长。20年后的今天，协会会员人数已经到了3000多人。但科学家担纲的传统依然没变，其中有36位院士，并且院领导大力支持的传统也没变。卢嘉锡、周光召、谈缟生先后都担任过名誉理事长；孙鸿烈、王佛松、关定华，陈宜瑜、、王德顺等都担任过理事长，刘光鼎院士是现任理事长之一，并且，王淦昌、王大珩等先生都曾拿出自己的钱资助协会。
协会的章程明确规定，具备副高以上技术职称、在岗位上离退休以后才有入会资格。从那时起，中国科学院一大批身体健康、富有学识的离退休人员有了一个再作贡献的平台。
20年过去了，现在已经是协会的第七届班子了。王维章先生、任知恕先生去年又一次从“一线”岗位退了下来，协会日常工作交给更年轻的人来做。但是，协会每有大事都与他们商量。说到积极性，“95岁的王维章先生比我还慷慨激昂呢”，任先生说。
有意思的是，新班子很多人是被他们这些“猎头”猎来的，比如，张志林，在院人事局局长的位置上时就被他们相中，一退休自然就转移到这个岗位上。后来的人继承了这一风格，现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吴作礼、副理事长何远光以及李致洁都有这样的经历。
也正因为这样的延揽人才的方式，使得协会的班子非常和谐，虽然都是曾位居高职的领导，但大家敬业奉献，是一个品德高尚、协调一致的团队。
王维章先生既做过科研工作又具有后勤管理的背景，所以他很了解科研岗位就要退下来的人员心理。那些60岁退休的人，因为突然离开工作，会感到孤独苦闷，但是这些人却很有本事和才学。当时他们有一个统计，退下来的人中，约有10%的人身体不好，20%多的人被单位返聘或者在社会上任职；差不多有70%的人，身体好也能工作，如何把这些人团结起来做点事情，是他们的初衷。
任先生告诉记者，他们算过一笔账，国家培养他们到大学毕业、研究生、博士毕业，工作时已快30岁，到60岁退休时顶多为国家做了30余年的事。但是现代人，特别是中科院的一些人员，60岁还很“年轻”，物质生活好了、孩子长大、家庭负担没有了，完全可以再工作20年。
中科院电子所现年81岁的张志诚先生，也是老科协的成员，1991年离休后，就为周围的人服务，被称为中关村的“徐虎”。他以亲身经历告诉记者：“再贡献20年没问题。”
对于怎样定位工作，“老科协们”有一致的声音。他们强烈反对“发挥余热”的说法：“那样说太消极了。”“再作贡献”是他们的追求，“老有所为”则是中央关于离退休人员9号文件的明确提法。记者深深感受到：在老有所为、老有所学和老有所乐中，他们最看重的是老有所为。
前些年，中科院每年退下来的人员有3000人，现在每年也有近1000人。中科院电子所的林世昌老师回忆，他退休那一年所里同时退的就有60余人。现在中科院全院离退休人员5.5万人，仅京区就达2万人，其中60%～70%是科研人员，数目应在1.4万人左右。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老科协20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这个组织是应运而生的。协会成立的第2年他们作为77个倡议单位之一，为中国老科协的成立尽了力量，现在作为其分会之一，发挥着重要作用。又过几年，北京成立了“北京老科技工作者总会”，特别为协会设立了“中科院协会”的招牌，他们在北京、在全国都充分发挥了作用。现在协会共有22个分会。
“踏平坎坷”源于副理事长张志林一篇稿件的标题，用它来描述老科协20年的经历是最恰当不过了。
协会成立之初，就有一个志向：不要院里一分钱。海淀区科协给了1000元的启动经费，但他们在一两年之后又还给海淀区科协。
协会该走什么样的发展之路？这里还有许多故事。成立之初，受当时物质条件的影响，受社会大潮的影响，他们自己集资，养鸽子、办化肥厂，希望能够获得经济效益。但实际情况很快就证明，走种植养殖业之路不是老科学家的长项。结果中科院给好心的老科学家“弥补了损失”，现任副理事长何远光分析，老科学家的优势在于智力活动，而不是体力劳动。
1996年老科协的发展调整为科技开发、服务与培训的“四技”（科技开发、科技咨询、科技推广、科技服务）方向上，这当然也是那个年代，特别是科研院所特别需要的。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实践表明科研人员离开科研岗位、离开单位后，使用实验室设备等等都不再是优势。
院领导非常关心协会的发展方向。任知恕说，有一年周光召特别带上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振声出席会议，研讨发展方向。1997年以后，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陈宜瑜提出，应该调整方向，在科普方面进行探索，并且拨付5万元科普启动经费。从那时起，老科协找到了自己的真正所长。
现在老科协除已经做得有声有色的科技咨询以及培训等项目外，重点调整为以科普为主导方向，并蒂生长着四只科普奇芭，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品牌和亮点。而最近两年开始的以老专家为主，向北京市以及海淀区建言献策也日益形成规模。用何远光总结的话说：协会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
从最初的追求经济效益，到现在更为追求社会效益，何远光说，这更符合中央9号文件精神，并且老同志离退休后也不适合集团作战，科学普及、建言献策等活动正是可以独立发挥特长的路子。
“全国有离退休科技人员1000多万人，他们是国家的财富。中国科学院老科协这样的社会团体，创造条件，真正发挥他们的特长，将国家需求与他们的自身满足结合在一起，是老龄化社会值得探索的路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老龄问题专家万素梅说。
特别是国家发布了《全民科学素质纲要行动计划》，科普更成为国家需求。何远光说，20年前，科教兴国和科技振兴的氛围还没有这样浓厚，人才培养不够同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的科技力量，现在我国科技发展对科技人员的总体需求是几千万人，而我国人才流失严重，有4万名高知人士在国外半岛体育。因此，时势造就英雄，迫使老科技工作者再作贡献。
在这一工作中，老科技工作者也同时完成了自我实现。电子所贝德先生说：“我们是开开心心回报社会的。以前在岗位上的时候，一方面有些其他方向的东西没有弄得很懂，一方面也没有精力做科普。现在写科普、讲科普，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再学习的过程，同时能够与其他人分享快乐。”
他们的快乐是实实在在的，无论“施”还是“受”。那种平和与自得，那种参与与奉献。“不知老之将至”的忘我，应该是人生的至高境界。